陈相贵近况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，已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，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。数字经济之新，主要体现在新的生产要素、新的基础设施、新的城市格局、新的发展速度、新的素质和新的全球化等六个方面。

　　生产要素是人们从事商品和劳务生产所必备的基本资源，是一个历史范畴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曾指出：“土地为财富之母，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。”这恰如其分的阐明了农业时代的生产要素——土地和劳动。

　　18世纪60年代，以“机械化”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次工业爆发，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，机器设备这一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。

　　19世纪下半叶，以“电气化”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爆发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，资本的作用进一步强化。同时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，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个新的群体。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的生产要素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信息通信技术蓬勃发展，数字开始兴起。特别是当前以云计算、移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席卷全球，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，人类社会正在被网络化连接、数据化描绘、融合化发展。

　　在这一进程中，人们获取知识、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，信息和数据成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。知识和信息的主要载体由图书和大脑被数字介质取代，数字化驱动知识和信息总量爆发增长。

　　知识和信息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，推动了诸多领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，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和消费模式，对经济发展、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正如《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》所指出，“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”，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。

　　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生产要素的，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。如下表所示。

　　在农业社会，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。第一次工业后，技术、技能等知识要素作为渗透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开始发挥一定作用，但作用的发挥依存于资本和劳动要素。第二次工业后，企业家才能这一具有知识属性的要素从劳动中分离出来，成为生产要素；知识和信息等潜在要素通过企业家运用于商业，为物质形态的直接生产力。数字经济时代，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，成为关键生产要素。

　　客观世界是由物质、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构成。基础设施就是用来传输这三大要素的社会系统，它主要由通道和节点组成。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、先导性和公共性的基本特征，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

　　在工业时代，物质和能量是主要的传输对象，基础设施主要有交通运输、管道运输和电网三大类型。通俗来说，传统基础设施是以“铁公机”和“水电气”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。如下表所示。

　　随着数字技术发展，信息成为重要的传输对象。作为传输信息的通道，宽带网络是数字世界的高速公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设施。同时，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也在加快数字化升级，如智能电网、安装传感器的高速公等，它们成为具有数字化组件的混合基础设施，具有了更高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。总之，以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，以及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，共同构成了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，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。

　　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。经济形态的更迭，必将重塑城市发展格局。在农业社会，人们为了满足生活和灌溉需求，城市一般依河而建。人类最早的文明——四大文明古国，均起源于大河之旁。

　　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——华夏四大古都，均依水而建。西安有“八水绕长安”之说，洛阳则是“洛水贯其中”，南京“襟带长江而为天下都会”；虽没有大江大河，但也河湖沼泽密布，元朝定都后着即翻修大运河，使得“江南北国脉相牵”。

　　世界上古老悠久的城市无不建于大河两岸，如塞纳河畔的巴黎、泰晤士河畔的伦敦、台伯河畔的罗马，莫斯科、临淄、洛阳、汴京等城市更是因水得名。

　　农业文明是大河文明，工业文明是海洋文明。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，人类进入工业社会，全球化时代来临，国际贸易日益兴盛，港口城市因占交通之便利，超越内陆沿河城市，成为繁华之所在。纽约、东京、悉尼、新加坡、等城市迅速崛起为国际大都市；的“南有上海滩，北有天津卫”，则是因海而生。

　　传统的城市发展基于区位优势，依赖于江河湖海，“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、因水而名”。数字时代，互联网成为连接世界的新途径，成为构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。未来的城市发展是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叠加交融，区位优势固然重要，但有了另外一个重要指标，那就是用来衡量网络空间的指标——云计算。如下表所示。

　　目前，企业组织的IT架构正加速向云端迁移，云计算成为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驱动力。正如电的使用了工业的勃勃生机，云服务将使“计算”成为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。“用云量”成为衡量城市智慧化水平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。城市发展开始由“在水边”向“在云端”演进，未来的大都市必然是“云上之都”。硅谷、班加罗尔、贵阳等地区和城市，正是基于网络空间的打造，以“云”代“水”，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城市发展道。

　　新石器时代历经一万年的漫长演进始进入青铜时代，又经4000年的发展方迈入铁器时代，3000年后迎来工业时代。200年的工业文明已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在又进入数字时代。

　　人类技术呈现加速发展状态，技术进步不是以线性方式而是以指数方式发展，这在国际上被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报定律。

　　工业时代，电、电话、收音机、电视机在美国的普及应用分别用了46年、35年、31年和26年。数字时代，PC、移动电话、互联网、社会化的普及仅分别用了16年、13年、7年和5年，技术普及速度越来越快。如下图所示。数字技术一日千里，数字产品则是日新月异。

　　QQ同时在线年，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6年，微信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433天，摩拜单车日订单量突破2000万仅用1年。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，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构着传统产业链，不断创造新的发展。

　　在工业社会，基于纸笔工具的“读、写、算”三方面的能力被为人们的必备技能。在数字时代，知识经济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形式，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。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获取、甄别、处理及发布信息的能力，进行购物、支付、理财、预订、出行、外卖等各种便利生活的商务活动能力，听音乐、看视频、玩游戏等各种娱乐活动能力，沟通互动等社交活动能力，以及利用互联网提高工作效率、学习效果乃至改善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，成为社会对素质的基本要求。

　　世界主要国家十分重视数字素养的培育。美国把数字素养作为“21世纪技能”中三大必备技能之一；欧盟将数字素养作为核心素养予以强调，提出了包含5个素养域的数字素养框架：

　　（1）信息域（Information），即识别、定位、检索、存储、组织和分析数字信息，判断信息相关性的能力；

　　（2）交流域（Communication），即通过网络数字工具共享资源、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，参与网络社区互动，具有跨文化意识，简言之为数字中交流的能力；

　　（3）内容创建域（Content Creation），即从文字处理到图形图像、视频等的创建和编辑新内容的能力，重新整合先前知识和内容，产生信息的创意式表达以及输出和编程，并合理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；

　　（4）安全意识域（Safety），即个人防护、数据、数字身份、安全措施、可持续利用的能力；

　　（5）问题解决域（Problem Solving），即确定数字信息需求，根据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数字工具，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问题，创新性使用技术，并能解决技术问题。

　　全球化曾以跨境贸易和金融活动为主要衡量标准。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，2007年商品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占全球P的比重达到53%，创历史最高记录。此后这种快速扩张就基本停止，商品贸易的增长趋于平缓，服务贸易缓慢增长，金融流动急剧下降。如下图所示。

　　然而，这并不表明全球化进程已经终止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全球化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——数字化与全球化日益融合，数据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。

　　近年来，涉及信息、搜索、图像、视频和商业的数字流一直在激增，不断深化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。根据麦肯锡数据，在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时间内，跨境宽带流量增长了45倍，预计在2015-2019年的五年内还将增长9倍。

　　数据流动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。根据麦肯锡数据，2014年货物、外商直接投资、人员和数据的跨境流动对全球P的贡献为7.8万亿美元。其中，数据流创造的价值为2.8万亿美元，占总值的36%，超过商品贸易。在短短的15年间，跨境数据流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长至此，实在令人惊叹。

　　每一次产业技术都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飞跃。农业增强了人类能力，使人类从采食捕猎栽种畜养，从时代文明社会。工业拓展了人类体力，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手工作业，使人类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。数字增强了人类脑力，数字化工具、数字化生产、数字化产品成就了数字经济，促成了数字化与发展，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